岩寺一商人叫佘文义，为了便利行人，捐资金，在岩镇水口修建了一座石桥，人们称这座桥为“佘公桥”。他活了多岁，一生中办了很多好事，史料记载他：“置义田、义屋、义塾、义冢。以赡族济贫，所费万缗。”

婺源县一位叫詹文锡的商人，有一次到四川去经商，来到重庆界。在涪合处有一段险道，当地人称之为“惊梦滩”。此处悬崖峭壁，一叶小舟都难以通过。他把这件事记在了心上。过了几年，经商有了资本，他又再一次来到这里，毅然拿出数千金，雇用当地人凿山开道，便利了舟船行驶，当地人嘉其行谊，遂称此处为“詹商岭”。该县还有一位叫余源开的商人，经商有了钱，在家乡不断实施义举义行，如宗祠毁坏，捐金营葺；文社废弛，输田振兴；道路难行，独力修平；还创义祭、建石桥等等，人们送给他一块匾额，题曰“见义勇为”。

记载晋商办公益、施义举的也很多。山西《石灵县志》记载：商人张佩贸易于直隶后归故里，“建桥修路输金赈贫，又设义冢二所，以待村中之贫而无葬地者”。《稷山县志》记载：商人刘世英“凡修桥梁平道路浚沟洫皆独任其劳。”商人孙世杰，“赋性好施，贸易京都，修桥路以济人行；”《安泽县志》记载：商人乔廷楹，“慷慨好善，凡里中婚嫁丧葬无力者，无不罄囊相助，至修桥补路犹其小焉者。”

第二，建宗祠、办义学、开设书院。

商人经商活动与宗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聚族而居的地区，其经商者往往都得到宗族的支持，比如开始经商时，其资本有的是宗族内部凑集的，经商者使用的伙计、助手等也往往是族内之人。有的宗族提倡族人去经商，以壮大本宗族的财势或以此为解决家境比较贫困的一条生路，这种维护宗族的利益，也成了商人产生的直接动因之一。宗族与经商有如此的关系，当然作为已经经商者或经商已致富者一定会竭尽全力维护宗族的利益和宗族的繁衍生存。表现一个宗族存在并使宗族具有很强凝聚力的象征和手段之一就是建立本宗族的宗祠，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商人有了钱之后，用在建宗祠上的费用是很多的。

商人们还热衷于办义学、建书院。此举出于两点考虑：一是为了宗族的兴盛，要培养族内后人有文化，有知识；二是商人本身地位很低，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必须使自己的子弟通过读书以钻营仕途。所以在商人的家乡义学、书院很多，读书的风气也很浓。像徽商的出生地之一的歙县有书院达数十个，其中最有名的是紫阳书院，这个书院就是商人鲍氏家族捐银数千两修复建成的。所以在这个县除了少部分读书之人就学于府县学之外，其余大部分读书者都聚集在义学和书院里。

第三，捐资助赈、助饷。

关于商人这方面的举动记载很多。凡遇自然灾害，粮食欠收的年景，商人们就会拿出钱粮予以救济，特别是财力雄厚的盐商，其慷慨之举更为突出，曾主持两淮盐务的大盐商汪应庚，史籍记载其多次出资助赈；雍正九年()，海啸成灾，“作糜以赈伍佑卞仓等场者三月”；雍正十年()、十一年()，江潮迭泛，“州民仳离，应庚先出橐金安定之，随运米数干石往给”，十二年()，“复运谷数万石，使得哺以待麦稔，是举存活万余人”；乾隆三年()，岁饥“首捐万金备赈，及公厂煮赈。更独为展赈八厂一月，所赈至余口”。商人们集体捐资助赈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乾隆三年()盐政三保曾上奏皇帝，声称“众商以扬郡(扬州)被旱，愿设八厂煮粥，自本年十一月起至次年二月止，共捐银两有余”。乾隆七年()盐政准泰上奏，声称：“以扬(扬州)水灾，两淮商人等公捐银万两”。

两淮总商鲍漱芳，带领众商助赈行为更为可观：嘉庆十年()洪泽湖涨决，车逻、五里诸坝灾民嗷嗷待食，“漱芳集议公捐米万石助赈”；同年淮黄大水，“漱芳倡议仍设厂赈济，并力请公捐麦万石展赈两月，所存活者不下数十万”；他本人多次捐银上亿两浚河道、修堤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