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瑁字子璋，丞相逊弟也。少好学笃义。陈国陈融、陈留濮阳逸、沛郡蒋纂、广陵袁迪等，皆单贫有志，就瑁游处， 瑁割少分甘，与同丰约。及同郡徐原，爰居会稽，素不相识，临死遗书，托以孤弱，瑁为起立坟墓，收导其子。又瑁从父绩早亡，二男一女，皆数岁以还，瑁迎摄养，至长乃别。州郡辟举，皆不就。

陆瑁字子璋，是丞相陆逊的弟弟。年轻时好学，专诚于道义。陈国陈融、陈留濮阳逸、沛郡蒋纂、广陵袁迪等人，都贫弱而有志向，同陆瑁交游相处，陆瑁把自己不多的好东西分给他们，与他们同甘共苦。后来同郡的徐原迁居会稽，与陆瑁素不相识，临死时留下遗书，把自己的儿女托付给陆瑁，陆瑁为他修建坟墓，又收留、教导他的子女。陆瑁的叔父陆绩死得早，留下两男一女，都只有几岁，陆瑁把他们接来抚养，到长大成人才让他们离开。州郡征召、荐举，他都不去就职。

时尚书暨艳盛明臧否，差断三署，颇扬人暗昧之失，以显其谪。瑁与书曰：“夫圣人嘉善矜愚，忘过记功，以成美化。加今王业始建，将一大统，此乃汉高弃瑕录用之时也，若令善恶异流，贵汝颍月旦之评，诚可以厉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远模仲尼之泛爱，中则郭泰之弘济，近有益于大道也。”艳不能行，卒以致败。

当时尚书暨艳大张旗鼓地品评人物，挑选评判三署的官员，宣扬别人不光彩的过失，以显示对人的责罚。陆瑁给暨艳写信说：“圣人赞美好人，同情愚昧的人，忘掉人家的过错，记住别人的功劳，以便形成美善的风化。加之当今帝王的基业刚刚建立，将要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这正同汉高祖录用曾有过失缺点的人以成就大业的时候是一样的，如果过于清楚地区分善恶，推崇许劭那样的月旦之评，虽然确实可以借此振奋风俗，宣明教化，但恐怕不容易实行呢。应该远学孔子的泛爱，中学郭泰的广济博施，近有益于大道哇。”暨艳不能采纳陆瑁的建议，最终因此招致失败。

嘉禾元年，公车征瑁，拜议郎、选曹尚书。孙权忿公孙渊之巧诈反覆，欲亲征之，瑁上疏谏曰：“臣闻圣王之御远夷，羁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谓之荒服，言慌惚无常，不可保也。今渊东夷小丑，屏在海隅，虽托人面，与禽兽无异。国家所为不爱货宝远以加之者，非嘉其德义也，诚欲诱纳愚弄，以规其马耳。渊之骄黠，恃远负命，此乃荒貊常态，岂足深怪？昔汉诸帝亦尝锐意以事外夷，驰使散货，充满西域，虽时有恭从，然其使人见害，财货并没，不可胜数。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践其土，群臣愚议，窃谓不安。何者？北寇与国，壤地连接，苟有间隙，应机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马，曲意于渊者，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弃本追末，捐近治远，忿以改规，激以动众，斯乃猾虏所愿闻，非大吴之至计也。又兵家之术，以功役相疲，劳逸相待，得失之间，所觉辄多。且沓渚去渊，道里尚远，今到其岸，兵势三分，使强者进取，次当守船，又次运粮，行人虽多，难得悉用；加以单步负粮，经远深入，贼地多马，邀截无常。若渊狙诈，与北未绝，动众之日，唇齿相济。若实孑然无所凭赖，其畏怖远迸，或难卒灭。使天诛稽于朔野，山虏承间而起，恐非万安之长虑也。”权未许。

嘉禾元年，朝廷由公车府征召陆瑁，任命他为议郎、选曹尚书。孙权为公孙渊的奸巧谋诈、反复无常而愤怒，打算亲自前去征讨。陆瑁上疏规劝说：“臣听说圣明的君主统治远方的蛮夷，只是加以控制约束而已，并不长期占有它们的地方，所以古人制定地域名称，把它们叫做荒服，就是指它们隐约游移，没有常态，不能占有哇。如今公孙渊是个东夷小丑，隐藏在沿海一隅，虽然托生了一张人的面孔，实际上同禽兽没有区别。主上您之所以不吝惜财宝长途跋涉去授给公孙渊，并不是赞美他的道德仁义，实在只是想要诱导、收纳、愚弄他，以便得到他们的马匹罢了。公孙渊骄横狡诈，仗恃远离皇都而违背命令，这是远方蛮夷常有的情况，有什么值得特别奇怪的呢？当初汉朝各位皇帝也曾专心一意地交结境外的蛮夷，奔忙的使者，散布的财物，充满了西域，虽然不时有些外族恭顺、服从，但汉朝使者被害、财物同时被没收的情况，不计其数。如今陛下忍不下这口气，想要跨越大海，亲身踏上东夷的土地，根据群臣们不高明的看法，私下认为不妥。为什么呢？曹魏与我国土地连接，如果有空子可钻，他们会马上乘机前来。我们之所以跨海寻求马匹，违反自己的本心去迎合公孙渊，是为了拯救眼前的急难，消除深隐要害的疾患，却又舍本逐末，弃近求远，因为一时的激愤而改变常规，兴师动众，这正是奸猾的敌人所希望的，而不是我们吴国的上策啊。再说兵家的策略，用事功劳役来疲乏敌人，用自己的休息来等待对方的劳累，一得一失之间，差距就大了。再说沓渚这地方距离公孙渊的住地路程还远，如果到了那边的海岸，兵力势必分成三股，派精壮的进攻，次等的守船，更次的运粮，去的人虽多，但不一定够用；加上徒步带着粮草，经历远道深入敌土，敌方马匹很多，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阻截。如果公孙渊玩弄诡诈，跟北魏关系不断，我们起兵的时候，他们就会紧密配合，互相救助。如果他确实单独与我国抗衡而没有什么后台，那就可能因害怕而远远奔散，恐怕难以一下子消灭。假使您的征讨部队滞留在那北方的原野，国内的山越匪徒乘机起事，这恐怕不是万无一失的长远考虑啊。”孙权没有同意。

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诛暴乱，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无事，从容庙堂之上，以余议议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槃互之时，率须深根固本，爱力惜费，务自休养，以待邻敌之阙，未有正于此时，舍近治远，以疲军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号称帝，于时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带甲之数，粮食之积，可谓多矣，然汉文犹以远征不易，重兴师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埸犹警，虽蚩尤、鬼方之乱，故当以缓急差之，未宜以渊为先。愿陛下抑威任计，暂宁六师，潜神嘿规，以为后图，天下幸甚。”权再览瑁书，嘉其词理端切，遂不行。

陆瑁再次上疏说：“军事武备，固然是从前各朝代用来诛灭暴乱，威慑四方蛮夷的，但它要做的事都只是在奸猾的大野心家已被诛灭，天下平安无事的情况下，从从容容地在朝廷上，放在最次要的地位来议论的。至于在中原地区纷扰动乱，天下群雄各据一方互相为敌的时候，一般都应该加深和强固根本，珍惜力量和财用，致力于自身的休整和养息，以便等待强邻敌国的空隙，没有正当这种时候，舍近求远，劳师动众的。当初尉佗背叛汉朝，非法称帝，当时天下安定，百姓富足，军队的数量、粮食的储备，可以说是够多了，但汉文帝尚且因为远征不容易，难于动用军队，所以只是向他宣明道理而已。当今凶暴之人尚未消灭，边境还需警戒，即使是像蚩尤、鬼方那样的动乱，也本来应该区别缓急，更不应把公孙渊作为当务之急。希望陛下克制威怒，停止进攻的计划，暂时不要出兵，潜心思考默默规划，以作今后的打算，那么天下就幸运非常了。”孙权两次读了陆瑁的上书，赞许他道理正直，文辞恳切，于是不再出兵。

初，瑁同郡闻人敏见待国邑，优于宗脩，惟瑁以为不然，后果如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