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四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此言可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公卿大臣们说：“我整天孜孜不倦于政务，不仅对老百姓爱抚操心，也想使你们长保富贵。天不是不高，地不是不厚，可我还是经常兢兢业业，畏惧天地。你们如能小心谨慎，奉公守法，像我一样畏惧天地，那么，不但百姓可以得到安宁，你们自己也会得到欢乐。古人说：‘贤明的人如果财产多了，会损伤他们的志趣；愚蠢的人如果财产多了，会产生过错。’这句话可以作为对我们深刻的告诫。如果一个人徇私贪赃，不仅会破坏国法，损害百姓，对自己也没有好处，即便事情没有败露，但内心却老是担惊害怕。恐惧过度，也会丧命的。大丈夫怎能随便贪图财物，让它来危害生命，使子孙后代蒙羞呢？你们应该好好深思这些话啊。”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自九成宫赴京，违法取驿家麸数石。太宗赐其麸，令自负出以耻之。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去京城，他在驿站人家处违法取得几石麦麸。唐太宗知道后，就把这些麦麸赐给他，让他自己背出宫，以此来羞辱他。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诸山大有银坑，采之极是利益，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太宗曰：“朕贵为天子，是事无所少之。惟须纳嘉言，进善事，有益于百姓者。且国家剩得数百万贯钱，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见卿推贤进善之事，又不能按举不法，震肃权豪，惟道税鬻银坑以为利益。昔尧、舜抵璧于山林，投珠于渊谷，由是崇名美号见称千载。后汉桓、灵二帝好利贱义，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将我比桓、灵耶？”是日敕放令万纪还第。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疏说：“宣州、饶州的大山里埋藏有银矿，如果把它们开采出来，可获得极大的收益，每年可向朝廷上缴数百万贯钱。”唐太宗说：“我贵为天子，这样的事知道得很多，现在，我需要的只是对老百姓有益的忠言，推行善事。国家增加数百万的收益，怎能比得上一个有才行的人呢？你不推举贤能、表彰善事，也不揭发奸邪之人、肃清豪强，只知道上奏银矿这些有关实利的事情。过去，尧、舜把美玉扔进山林，把宝珠沉没于深渊，赢得了高尚的美名，流芳千古。后汉时，桓帝、灵帝重利轻义，是近世有名的昏聩之君。你这样做，是要把我与桓帝、灵帝相比吗？”就在这一天，他下令让权万纪返回故地。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履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说：“古人说：‘鸟儿住在树林里，还担心不够高，又把窝筑在树梢上；鱼儿藏在水里，还担心不够深，又钻到水底的洞窟里。然而它们仍然不免被人捕获，那都是因为贪吃诱饵的缘故啊。’现在，臣子接受任命，居于高位，享有厚禄，应当竭诚尽忠、廉洁奉公，这样才能免于灾难而长保富贵啊。古人说：‘祸福无定，由人自取。’遭到灾祸的人，都是因为贪财求利而致，这和那些鱼儿、鸟儿有什么不同呢？你们应该思考这些话，作为借鉴和告诫。”

《贪鄙第二十六》主旨是告诫君臣不可贪得无厌。唐太宗说，作为帝王，“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他又规劝百官不要过分贪财，“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履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唐太宗在处置权万纪、陈万福等贪官时，体现出了他反对贪鄙的精神。

太宗初践阼，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学生。

唐太宗刚刚即位不久，就在正殿左边设置了弘文馆，精心挑选天下通晓儒学的人士，保留他们本来的官职，并兼任弘文馆学士，供给他们五品官员才能享用的精美膳食，排定当值的日子，并让他们在宫内歇息留宿。唐太宗在上朝听政的间隙，就把他们召进内殿，讨论古代典籍，商议谋划政事，有时到半夜才停歇。后来，他又下诏让三品以上的皇亲贵族、贤臣良将的子孙为弘文馆学生，学习儒学。

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贞观二年，唐太宗下令停止称周公为先圣，在国子监里建立孔子庙堂，查考典籍并依照过去的规定，称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在孔子庙堂里，供台两边祭祀用的器具和舞具也开始齐备。这一年，唐太宗还招纳大批天下儒士，赏赐给他们布帛，供给车马食宿，命令他们都集聚到京师。这些儒生大都被破格提升，在朝廷里任官的很多。书生如果精通一种以上的经书，就可以入仕做官。在这之后，国子监增益学舍四百多间，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也增加了学生的名额。另外，书学、算学分别设置了博士和学生，使国学的各种技艺都设置齐备了。唐太宗还几次亲临国子监，叫祭酒、司业、博士讲说经术，讲毕，每人赐给帛一束。儒学之盛，致使全国各地的儒生纷纷携经书前往京城，人数达数千之多。不久，吐蕃和高昌、高丽、新罗等族的首领也派子弟到长安求学。于是，国子监之内，带着书箱和登上讲席的，几乎有上万人，如此大兴儒学，在古代还不曾有过。